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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杂思· 加速社会

2020-10-28 18:40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马克思看到了时间与资本主义之间无法回避的关系,过去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则靠对生产工具、从而是生产关系、进而是全部社会关系不断的革命,才能生存下去。速度在机器生产中直接显现,也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的急速变化中显露无遗。

    数字时代的到来,技术主宰的强化,进一步制造了时间紧迫的社会景象和心理感受,时间景观从“速度”“高速”演进到“加速”状态,社会的全面加速在信息和通讯技术加持下到来,线性伸展的时间趋于消失,高度压缩、浓缩与叠加的时间状况出现,“速度学”、瞬时、无时间的时间等概念不断产生。人们更多地用时间而非距离叙述空间,被距离阻隔的地方渐渐“不在场”,事件、过程与发展被即时性的全网互动定义,“加速社会”已经到来。

    现代性对时间的压制,对时间与生命联结的割断,是哲学反思的课题,柏格森强调时间内在于生命且是不可分割的绵延,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是生命与世界关系的绽放,都对现代化条件下的时间作出了强烈的反省。西方左翼思想对现代性的加速一直给予了关注。技术带来了加速,他们对技术的态度相当激烈。他们认为技术就是资本主义的同谋,其中的工具理性构成了对人的剥夺,科技不仅不能带来人的解放,而且使资本主义更容易获得利润和实行统治。在科学与社会的强大力量下,哲学省思也好,社会批判也好,总体来说是弱小的,人们并未摆脱时间的压制。

    数字时代使社会加速达到新的量级。硬件的摩尔指数更新已持续数十年,掌上通讯、屏上生活、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应接不暇,但人们不能不接受,否则将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电子信号不只是一种信息,而且变成了生活的必需媒介,即使你没有与它打交道的兴趣,也不能不被它所控制。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已经开始被一些商店和公共交通场所拒绝。一种更加深切的忧虑也正在赶来,机器对人的替代将使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被归入“失去价值”之列。技术可能还将创造出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即所谓的“半导体生命”,从而使自然的、肉身的人被彻底否定。

    这后面有着一根时间的指针,“现代社会是由一种严密的时间体制所管制、协调与支配的,而且这种时间体制完全不具有什么伦理观念”,换言之,技术既不是噬血的资本的同谋,也不是温情的人性的同道,而只是一种现实。

    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将现代化诠释为“一种面向社会加速的过程”。对现代化这一诠释,改变了一直以来对现代化的基本认识。一般地说,人们谈到现代化,会认为是由工业革命、科技发展、人文主义、城市扩张、政治民主等综合而成的历史进程,速度加快虽能在现代化中明确感受,但似乎只是一种附产品,而不是现代化的本质。而罗萨把现代化直指为面向社会加速的过程,让人对现代化产生了新的认识,速度即使不是现代化的目标或源泉,至少也是它达成的最重要效果。

    由科技加速,推动社会变迁加速,进而推动生活步调加速,三者环环相扣,自我驱动、自我强化,比外在的加速压力——竞争机制,更加根本地决定了加速社会的形成。加速逻辑成为强制性的社会结构,潜在地规范了人们的生活,它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原则、一种形而上学、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它对人的意志和行动施加压力,使所有人受其影响,影响波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面向,人们很难也几乎不可能对它进行批评或反抗。

    新的异化排山倒海而来。过去,异化是因为劳动与实现劳动者的目的无关、劳动使劳动者变成非人而产生的,例如劳动者生产商品,既不是为了劳动者来消费,也不是为了劳动者能够获得发展,而是为了资本能够获得更多剩余价值,从而劳动者越是被动,他就越被否定。而现在,加速社会中的异化不是源自异化劳动,而是来自于异化关系,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扭曲。

    在空间关系上,数字时代的“全球化”带来人际关系与物理邻近性脱节,生活产生了“非地点性”。在物我关系上,物与我之间不再能够建立起长期联系,人对物不再有关切、修理和维护,而只有物权上的占有,以及快速的更新、抛弃。在行为关系上,人们在做的事与想做的事大不相同,“不专心”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常态,例如当我们想写一篇文章时,打开电脑可能漫无目的地浏览了许多东西。在时间关系上,人们孤立地体验到的新奇东西越来越多,但作为生命经验的东西越来越少,时间不仅没有成为生命的伸展,而且很快被记忆抹除,体验过的时间如同未曾成为“我的时间”。在社会关系上,人们处在社会接触的“过度饱和”中,参与事情的数量、种类在稳定增加,这恰恰使人们不太可能真的彼此“有关系”,参与数量与接触频度已不代表关系的深度,人们处于频繁而肤浅的社会关系模式之中。

    人们对技术的展望,一直赋予了一份期许,也一直获得了一种允诺,那就是加速将带来福利,生活将更加轻松,但真实的情况从来不是这样。现在,技术带来的代际划分已变得短得不到10年,人们在加速面前都面临了被淘汰出局的焦虑,人们更加紧迫起来。

文/刘洪波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马克思看到了时间与资本主义之间无法回避的关系,过去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则靠对生产工具、从而是生产关系、进而是全部社会关系不断的革命,才能生存下去。速度在机器生产中直接显现,也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的急速变化中显露无遗。

    数字时代的到来,技术主宰的强化,进一步制造了时间紧迫的社会景象和心理感受,时间景观从“速度”“高速”演进到“加速”状态,社会的全面加速在信息和通讯技术加持下到来,线性伸展的时间趋于消失,高度压缩、浓缩与叠加的时间状况出现,“速度学”、瞬时、无时间的时间等概念不断产生。人们更多地用时间而非距离叙述空间,被距离阻隔的地方渐渐“不在场”,事件、过程与发展被即时性的全网互动定义,“加速社会”已经到来。

    现代性对时间的压制,对时间与生命联结的割断,是哲学反思的课题,柏格森强调时间内在于生命且是不可分割的绵延,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是生命与世界关系的绽放,都对现代化条件下的时间作出了强烈的反省。西方左翼思想对现代性的加速一直给予了关注。技术带来了加速,他们对技术的态度相当激烈。他们认为技术就是资本主义的同谋,其中的工具理性构成了对人的剥夺,科技不仅不能带来人的解放,而且使资本主义更容易获得利润和实行统治。在科学与社会的强大力量下,哲学省思也好,社会批判也好,总体来说是弱小的,人们并未摆脱时间的压制。

    数字时代使社会加速达到新的量级。硬件的摩尔指数更新已持续数十年,掌上通讯、屏上生活、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应接不暇,但人们不能不接受,否则将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电子信号不只是一种信息,而且变成了生活的必需媒介,即使你没有与它打交道的兴趣,也不能不被它所控制。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已经开始被一些商店和公共交通场所拒绝。一种更加深切的忧虑也正在赶来,机器对人的替代将使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被归入“失去价值”之列。技术可能还将创造出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即所谓的“半导体生命”,从而使自然的、肉身的人被彻底否定。

    这后面有着一根时间的指针,“现代社会是由一种严密的时间体制所管制、协调与支配的,而且这种时间体制完全不具有什么伦理观念”,换言之,技术既不是噬血的资本的同谋,也不是温情的人性的同道,而只是一种现实。

    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将现代化诠释为“一种面向社会加速的过程”。对现代化这一诠释,改变了一直以来对现代化的基本认识。一般地说,人们谈到现代化,会认为是由工业革命、科技发展、人文主义、城市扩张、政治民主等综合而成的历史进程,速度加快虽能在现代化中明确感受,但似乎只是一种附产品,而不是现代化的本质。而罗萨把现代化直指为面向社会加速的过程,让人对现代化产生了新的认识,速度即使不是现代化的目标或源泉,至少也是它达成的最重要效果。

    由科技加速,推动社会变迁加速,进而推动生活步调加速,三者环环相扣,自我驱动、自我强化,比外在的加速压力——竞争机制,更加根本地决定了加速社会的形成。加速逻辑成为强制性的社会结构,潜在地规范了人们的生活,它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原则、一种形而上学、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它对人的意志和行动施加压力,使所有人受其影响,影响波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面向,人们很难也几乎不可能对它进行批评或反抗。

    新的异化排山倒海而来。过去,异化是因为劳动与实现劳动者的目的无关、劳动使劳动者变成非人而产生的,例如劳动者生产商品,既不是为了劳动者来消费,也不是为了劳动者能够获得发展,而是为了资本能够获得更多剩余价值,从而劳动者越是被动,他就越被否定。而现在,加速社会中的异化不是源自异化劳动,而是来自于异化关系,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扭曲。

    在空间关系上,数字时代的“全球化”带来人际关系与物理邻近性脱节,生活产生了“非地点性”。在物我关系上,物与我之间不再能够建立起长期联系,人对物不再有关切、修理和维护,而只有物权上的占有,以及快速的更新、抛弃。在行为关系上,人们在做的事与想做的事大不相同,“不专心”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常态,例如当我们想写一篇文章时,打开电脑可能漫无目的地浏览了许多东西。在时间关系上,人们孤立地体验到的新奇东西越来越多,但作为生命经验的东西越来越少,时间不仅没有成为生命的伸展,而且很快被记忆抹除,体验过的时间如同未曾成为“我的时间”。在社会关系上,人们处在社会接触的“过度饱和”中,参与事情的数量、种类在稳定增加,这恰恰使人们不太可能真的彼此“有关系”,参与数量与接触频度已不代表关系的深度,人们处于频繁而肤浅的社会关系模式之中。

    人们对技术的展望,一直赋予了一份期许,也一直获得了一种允诺,那就是加速将带来福利,生活将更加轻松,但真实的情况从来不是这样。现在,技术带来的代际划分已变得短得不到10年,人们在加速面前都面临了被淘汰出局的焦虑,人们更加紧迫起来。

文/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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