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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从历史和未来看“贸易战” | 访谈

©原创 李煦 2018-11-05 23:52

   长江日报记者 李煦

    从武汉走出的梅新育


梅新育

    梅新育,湖北省武汉市人,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自称“老资格历史爱好者”,他生长在一个机电科研大院里,初中便阅读了全套线装《史记》和《隋书》。他又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1985~1989年,在湖北武汉工学院(现武汉理工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读书时期间,他曾经和同学们讨论,中国工业有没有可能超越西方?

   绝大多数人都觉得看不到那一天了没有可能,他相信能赶上,估计时间是自己儿子长大时就会看成年之后。没想到不到40岁,中国就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了。

   回忆这段往事,梅新育笑道,“看来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不够。”

    毕业后,梅新育先在湖北省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总站工作,又在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1996~1997年到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计划统计处,1997年6~10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查统计司从事重点国有大型企业运行监测分析工作。

  1997年10月,他在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博士研究生。2000年7月毕业,到北京市外经贸委国际贸易研究所工作。

  2000年11月至2003年在南开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2年9月起,他在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他先后在中外多家媒体担任专栏作家,并在一些高校、智库担任客座教授、研究员。作为掌握一手权威数据、又经常实地调研的学者,他毫不隐瞒自己的鲜明观点,在多家西方主流媒体那里,他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者”。

10月下旬,在上海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读+采访了梅新育。

外贸变局影响历史走向的三个案例

读+:您对贸易战发表过很多看法,能否从历史的角度谈一谈?

梅新育:从中国古代开始,外贸变局影响历史走向,已经不止一次发生过,首先可以追溯到明清鼎革这一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

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来自财政经贸方面。

自南宋以降,中国大量购买海外珍宝、香料、药材,造成长期贸易逆差,金、银、铜钱大量外流成为严重的经济问题。加之中国金银矿藏相对贫乏,自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来百余年间,中国白银年产量一直徘徊在10万两左右,较之美洲、日本、欧洲产量,不过零头而已。这就导致明朝以前,中国长期处于“钱荒”,,政府只得以谷、帛等其它商品充当流通媒介,实际上实行了钱币、谷帛的平行本位制。

到明朝后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我们的湖北老乡张居正经手,中国全面建立了银本位和货币财政制度,这个变化的基础,就是外贸顺差,欧洲商人东来后,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新市场,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发生质变,国际收支随之逆转。海外白银源源流入中国,消除了国内银矿资源贫乏的制约,提供了一种其供给量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并摆脱了政府随意干预的稳定通货。

到了晚明,日本幕府和西班牙国王先后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使得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大大减少,江南财赋受到严重冲击;当时正值小冰期气候,连续约30年天灾;加之对后金作战,军费惊人,给华北、西北穷困农户承担的额外加税又激起了广泛的民变,这样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明朝灭亡。

到了清朝灭亡之前两年,历史又重演了一次。当时俄国单方面撕毁《中俄商约》,对旅俄华商采取了超强的贸易保护措施。当时对俄贸易,基本上由晋商垄断,晋商群体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晋商早在清兵入关之前就和满清统治阶级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我认为晋商集团被打击,对于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短短几个月推翻满清统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读+按,清廷为解财政危机,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作为抵押。导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清军从武昌出发奔赴四川,造成了武昌的兵力空虚。留守武昌的新军一部则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

到了民国,又遭受到第三次来自国际经贸的冲击。1929—1931年间,世界其它国家逐渐放弃白银的本位货币功能,在另外一个仅次于中国的传统用银大国印度,英印殖民政府也抛售了大部分白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银价长期下跌趋势有增无已,出现了世界性的白银向中国流动趋势。1934年6月,在白银生产利益集团的策动下,同时也是为了将中国拉入美元集团,并打击中国、印度民族工业,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彻底扭转了白银资本的国际流动方向,大规模套利资本流动压力将南京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推向币值稳定与遏止资本外逃无法两全、内外平衡难以兼顾的窘境。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名义中央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没有足够能力和意志保卫本国货币,日本投机商就公然动用武装为自己的白银走私护航,并在交火中击败中国警方。《购银法案》实施时间不长,上海就流失了一半存银,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国际游资对中国货币体系的这场攻击,在短期内就将中国经济推入极为严峻的通货紧缩,上海房地产市场蒙受毁灭性打击,由于房地产在上海金融市场的重要地位,房地产市场的呆滞又进一步阻滞了上海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并波及全国。

从长期来看,由于货币改革后的法币成为不兑现纸币,取消了对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约束,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市场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率扫清了道路,而那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通货膨胀又几乎终结了商业信用关系,财政体制一度倒退到王安石乃至杨炎之前的实物财政制度。

这一仗是为下一代打的

读+:这样看来,贸易战的威力不可低估,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梅新育:历史的教训值得重视。特别是要看到,对方国内有一部分人,“忍痛”能力比较强;而且他们选了一个自己景气处于峰顶的时间来发动,如果没有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代价,他们是不会停下来的,那么贸易战的持续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但是新中国对于贸易战是不陌生的。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建立正常经贸关系;当年,美国便单方面宣布对中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1983年,中美两国就走到了贸易战的地步,美国在谈判破裂后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纺织品实施新配额,中国则宣布减少或终止购买美国棉花、化纤和大豆。1983年9月,双方达成了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当时,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与美国差距悬殊,但是中国政府在这场贸易战中采取果断措施,最终赢得了比较合理的新协定,为此后中国纺织业和外贸发展,创造了较好环境,更为今日应对美方强加的规模空前贸易战树立了典范。1979—1983年纺织品争端,堪称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战的起点。

应对今天的贸易战,我推荐大家读一下《论持久战》,如果有时间的话,还可以读毛泽东在抗战后期提出的应对极端情况。

读+:即便付出代价,我们也要打这场仗吗?

梅新育:我们不想打,曾经准备了2500亿美元的大单;但是对方一定要打,那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其实这一仗不是为我们这些中年人打的,它的结果不会决定我的未来;它是为下一代、为孩子们打的,如果全盘接受对方要求,意味着中国经济向上提升的路从此断掉,未来的中国青年,通过自身努力、自我奋斗向上流动的机会基本上没有了。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家里这几代人的情况。我的祖父是个农民、文盲,扁担倒下来认得是个“一”;我爸成绩好,解放后读了武大;我妈出身一个“地主家庭”,虽然是地主,但是只供得起我大舅一个人读书,是解放后她们四姊妹才念了书,她当了高级工程师;我是平民家庭出身,现在算是有点名气。

我父母和我,这两代人能够向上流动,固然靠自我奋斗,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整个国家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上升了,给每个个人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如果整个国家不能向上提升了,那么个人还能想提升吗,恐怕要考虑的就是怎么不“降级”了。

每次危机过后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

读+:既然要迎战,我们底气何来?

梅新育:此前的大风大浪就不说了;仅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过的重大的外部经济冲击,就有4次,每次危机来临,看上去都惊险无比,但是每一次过后,我们都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上了一个大台阶。

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与债务危机擦肩而过。当时许多国家由此发生了政治动荡,苏联东欧阵营受到很大冲击,波兰出现了团结工会,最终引爆剧变。当时中国为了应对债务危机,一是卖掉部分黄金储备,二是在国际市场上借了高利贷,最后废除了下一年度的进口计划,导致信用评级下滑。经过这次危机,我国利用外资的形式由借外债转向了大规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第二次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制裁和苏东剧变,当时也是人心惶惶。但恰恰是从1990年起,中国的国际货物贸易收支进入了长期的顺差状态。此前,从1820年起的百余年间,中国始终是长期处于逆差,而从1990年到现在的28年间,除了1993年出现过逆差,其余所有年份都是顺差,这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三次是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我在人民银行,1997年6月30日那天下午,我和同事去圆明园大水法遗址凭吊,晚上我们看驻港部队入城的电视直播,其实那时泰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开始震荡。接下来几个月,我们看着行情变化,看着那些邻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倒下,看着那些财阀一个个垮台,那种脊梁骨上冒冷汗的感觉我记忆犹新。

但是怎么样呢?我们闯过来了,那一次日元挺不住、贬值了,我们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我们的名义GDP在2010年才超过日本,但是论起在亚洲经济的稳定器作用,我们在1997、1998年就超越了日本,经此一役,中国经济回归到历史上压倒日本的常态,已成定局。

第四次是10年前的次贷危机。2009年是危机高潮年,就在那一年,中国出口超越德国,登顶全球,一直保持到现在。2010年我们超越了日本,8年过去,我们和日本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体量是日本的两倍左右。

我们已经经历了4次,这第5次,我们是否再上一个台阶,大家拭目以待。值得强调的是,我的信心,不仅来源于过去,更是建立在对两国体制的对比上。

动员能力是文明与人类社会诞生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前提。动员能力又是决定一个社会在战争和灾害考验中能否生存的关键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发展的关键,无论是资本积累,还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对先驱产业的推动,直至对外战争,成败高下都取决于动员能力。贸易战爆发以来,我们迅速作了一些调整,不但去掉了一些浮华的东西,而且做了一些“手术”。简单地说,我们表现出了更加强大高效的动员能力。

读+:有些人想要把供应链搬离中国,根据您的实地调研,这有可能发生吗?

梅新育:想法很性感,但是规模效应、产业配套的客观经济规律很骨感。把供应链、产业链从中国搬离,十几年前就有人这么打算过,但是结果是中国的工业产出占全世界比例越来越大了。我举一个例子,全世界的微波炉,90%的产能都在广东的两个镇,由两大巨头控制,他们也在国外设一些研发中心,主要是了解当地消费者使用习惯、功能要求,但是生产都集中在那两个镇,这样的产业链,不要说转移到外国,就是转移出省,都很不容易。

而且据我观察,他们的生产线对技工水平有一定要求,有些国家的人力薪资似乎比中国要低,可是员工素质根本无法与中国比。所以只要教育部不一味“降低难度”,中国的基础教育优势就在,中国的人力素质优势就在。此外,近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为因应人力成本上升趋势,开展的“机器替代人”投资规模巨大,许多属于全球领先,如全世界第一条全自动微波炉生产线已经在当地运行两年以上。这样一来,在中国生产的成本仍然是最低的。

我相信,有些厂子转移出去了,过几年还会回来,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多次了,我有点见惯不惊了。

总的来说,我不认为我们的体制每一个细节都完美无缺,不认为自己的具体政策尽善尽美,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让我们能够不断与时俱进锤炼改进我们的体制,能够在保持大的路线框架稳定的前提下,不断因应环境变化而调整具体政策。我们承受贸易战冲击峰值在前,对方承受冲击峰值在后,只要我们扛过了对方三板斧,格局会越来越相对有利于中国。

【编辑:周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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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日报记者 李煦

    从武汉走出的梅新育


梅新育

    梅新育,湖北省武汉市人,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自称“老资格历史爱好者”,他生长在一个机电科研大院里,初中便阅读了全套线装《史记》和《隋书》。他又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1985~1989年,在湖北武汉工学院(现武汉理工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读书时期间,他曾经和同学们讨论,中国工业有没有可能超越西方?

   绝大多数人都觉得看不到那一天了没有可能,他相信能赶上,估计时间是自己儿子长大时就会看成年之后。没想到不到40岁,中国就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了。

   回忆这段往事,梅新育笑道,“看来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不够。”

    毕业后,梅新育先在湖北省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总站工作,又在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1996~1997年到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计划统计处,1997年6~10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查统计司从事重点国有大型企业运行监测分析工作。

  1997年10月,他在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博士研究生。2000年7月毕业,到北京市外经贸委国际贸易研究所工作。

  2000年11月至2003年在南开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2年9月起,他在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他先后在中外多家媒体担任专栏作家,并在一些高校、智库担任客座教授、研究员。作为掌握一手权威数据、又经常实地调研的学者,他毫不隐瞒自己的鲜明观点,在多家西方主流媒体那里,他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者”。

10月下旬,在上海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读+采访了梅新育。

外贸变局影响历史走向的三个案例

读+:您对贸易战发表过很多看法,能否从历史的角度谈一谈?

梅新育:从中国古代开始,外贸变局影响历史走向,已经不止一次发生过,首先可以追溯到明清鼎革这一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

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来自财政经贸方面。

自南宋以降,中国大量购买海外珍宝、香料、药材,造成长期贸易逆差,金、银、铜钱大量外流成为严重的经济问题。加之中国金银矿藏相对贫乏,自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来百余年间,中国白银年产量一直徘徊在10万两左右,较之美洲、日本、欧洲产量,不过零头而已。这就导致明朝以前,中国长期处于“钱荒”,,政府只得以谷、帛等其它商品充当流通媒介,实际上实行了钱币、谷帛的平行本位制。

到明朝后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我们的湖北老乡张居正经手,中国全面建立了银本位和货币财政制度,这个变化的基础,就是外贸顺差,欧洲商人东来后,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新市场,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发生质变,国际收支随之逆转。海外白银源源流入中国,消除了国内银矿资源贫乏的制约,提供了一种其供给量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并摆脱了政府随意干预的稳定通货。

到了晚明,日本幕府和西班牙国王先后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使得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大大减少,江南财赋受到严重冲击;当时正值小冰期气候,连续约30年天灾;加之对后金作战,军费惊人,给华北、西北穷困农户承担的额外加税又激起了广泛的民变,这样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明朝灭亡。

到了清朝灭亡之前两年,历史又重演了一次。当时俄国单方面撕毁《中俄商约》,对旅俄华商采取了超强的贸易保护措施。当时对俄贸易,基本上由晋商垄断,晋商群体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晋商早在清兵入关之前就和满清统治阶级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我认为晋商集团被打击,对于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短短几个月推翻满清统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读+按,清廷为解财政危机,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作为抵押。导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清军从武昌出发奔赴四川,造成了武昌的兵力空虚。留守武昌的新军一部则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

到了民国,又遭受到第三次来自国际经贸的冲击。1929—1931年间,世界其它国家逐渐放弃白银的本位货币功能,在另外一个仅次于中国的传统用银大国印度,英印殖民政府也抛售了大部分白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银价长期下跌趋势有增无已,出现了世界性的白银向中国流动趋势。1934年6月,在白银生产利益集团的策动下,同时也是为了将中国拉入美元集团,并打击中国、印度民族工业,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彻底扭转了白银资本的国际流动方向,大规模套利资本流动压力将南京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推向币值稳定与遏止资本外逃无法两全、内外平衡难以兼顾的窘境。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名义中央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没有足够能力和意志保卫本国货币,日本投机商就公然动用武装为自己的白银走私护航,并在交火中击败中国警方。《购银法案》实施时间不长,上海就流失了一半存银,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国际游资对中国货币体系的这场攻击,在短期内就将中国经济推入极为严峻的通货紧缩,上海房地产市场蒙受毁灭性打击,由于房地产在上海金融市场的重要地位,房地产市场的呆滞又进一步阻滞了上海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并波及全国。

从长期来看,由于货币改革后的法币成为不兑现纸币,取消了对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约束,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市场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率扫清了道路,而那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通货膨胀又几乎终结了商业信用关系,财政体制一度倒退到王安石乃至杨炎之前的实物财政制度。

这一仗是为下一代打的

读+:这样看来,贸易战的威力不可低估,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梅新育:历史的教训值得重视。特别是要看到,对方国内有一部分人,“忍痛”能力比较强;而且他们选了一个自己景气处于峰顶的时间来发动,如果没有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代价,他们是不会停下来的,那么贸易战的持续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但是新中国对于贸易战是不陌生的。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建立正常经贸关系;当年,美国便单方面宣布对中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1983年,中美两国就走到了贸易战的地步,美国在谈判破裂后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纺织品实施新配额,中国则宣布减少或终止购买美国棉花、化纤和大豆。1983年9月,双方达成了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当时,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与美国差距悬殊,但是中国政府在这场贸易战中采取果断措施,最终赢得了比较合理的新协定,为此后中国纺织业和外贸发展,创造了较好环境,更为今日应对美方强加的规模空前贸易战树立了典范。1979—1983年纺织品争端,堪称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战的起点。

应对今天的贸易战,我推荐大家读一下《论持久战》,如果有时间的话,还可以读毛泽东在抗战后期提出的应对极端情况。

读+:即便付出代价,我们也要打这场仗吗?

梅新育:我们不想打,曾经准备了2500亿美元的大单;但是对方一定要打,那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其实这一仗不是为我们这些中年人打的,它的结果不会决定我的未来;它是为下一代、为孩子们打的,如果全盘接受对方要求,意味着中国经济向上提升的路从此断掉,未来的中国青年,通过自身努力、自我奋斗向上流动的机会基本上没有了。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家里这几代人的情况。我的祖父是个农民、文盲,扁担倒下来认得是个“一”;我爸成绩好,解放后读了武大;我妈出身一个“地主家庭”,虽然是地主,但是只供得起我大舅一个人读书,是解放后她们四姊妹才念了书,她当了高级工程师;我是平民家庭出身,现在算是有点名气。

我父母和我,这两代人能够向上流动,固然靠自我奋斗,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整个国家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上升了,给每个个人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如果整个国家不能向上提升了,那么个人还能想提升吗,恐怕要考虑的就是怎么不“降级”了。

每次危机过后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

读+:既然要迎战,我们底气何来?

梅新育:此前的大风大浪就不说了;仅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过的重大的外部经济冲击,就有4次,每次危机来临,看上去都惊险无比,但是每一次过后,我们都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上了一个大台阶。

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与债务危机擦肩而过。当时许多国家由此发生了政治动荡,苏联东欧阵营受到很大冲击,波兰出现了团结工会,最终引爆剧变。当时中国为了应对债务危机,一是卖掉部分黄金储备,二是在国际市场上借了高利贷,最后废除了下一年度的进口计划,导致信用评级下滑。经过这次危机,我国利用外资的形式由借外债转向了大规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第二次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制裁和苏东剧变,当时也是人心惶惶。但恰恰是从1990年起,中国的国际货物贸易收支进入了长期的顺差状态。此前,从1820年起的百余年间,中国始终是长期处于逆差,而从1990年到现在的28年间,除了1993年出现过逆差,其余所有年份都是顺差,这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三次是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我在人民银行,1997年6月30日那天下午,我和同事去圆明园大水法遗址凭吊,晚上我们看驻港部队入城的电视直播,其实那时泰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开始震荡。接下来几个月,我们看着行情变化,看着那些邻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倒下,看着那些财阀一个个垮台,那种脊梁骨上冒冷汗的感觉我记忆犹新。

但是怎么样呢?我们闯过来了,那一次日元挺不住、贬值了,我们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我们的名义GDP在2010年才超过日本,但是论起在亚洲经济的稳定器作用,我们在1997、1998年就超越了日本,经此一役,中国经济回归到历史上压倒日本的常态,已成定局。

第四次是10年前的次贷危机。2009年是危机高潮年,就在那一年,中国出口超越德国,登顶全球,一直保持到现在。2010年我们超越了日本,8年过去,我们和日本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体量是日本的两倍左右。

我们已经经历了4次,这第5次,我们是否再上一个台阶,大家拭目以待。值得强调的是,我的信心,不仅来源于过去,更是建立在对两国体制的对比上。

动员能力是文明与人类社会诞生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前提。动员能力又是决定一个社会在战争和灾害考验中能否生存的关键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发展的关键,无论是资本积累,还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对先驱产业的推动,直至对外战争,成败高下都取决于动员能力。贸易战爆发以来,我们迅速作了一些调整,不但去掉了一些浮华的东西,而且做了一些“手术”。简单地说,我们表现出了更加强大高效的动员能力。

读+:有些人想要把供应链搬离中国,根据您的实地调研,这有可能发生吗?

梅新育:想法很性感,但是规模效应、产业配套的客观经济规律很骨感。把供应链、产业链从中国搬离,十几年前就有人这么打算过,但是结果是中国的工业产出占全世界比例越来越大了。我举一个例子,全世界的微波炉,90%的产能都在广东的两个镇,由两大巨头控制,他们也在国外设一些研发中心,主要是了解当地消费者使用习惯、功能要求,但是生产都集中在那两个镇,这样的产业链,不要说转移到外国,就是转移出省,都很不容易。

而且据我观察,他们的生产线对技工水平有一定要求,有些国家的人力薪资似乎比中国要低,可是员工素质根本无法与中国比。所以只要教育部不一味“降低难度”,中国的基础教育优势就在,中国的人力素质优势就在。此外,近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为因应人力成本上升趋势,开展的“机器替代人”投资规模巨大,许多属于全球领先,如全世界第一条全自动微波炉生产线已经在当地运行两年以上。这样一来,在中国生产的成本仍然是最低的。

我相信,有些厂子转移出去了,过几年还会回来,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多次了,我有点见惯不惊了。

总的来说,我不认为我们的体制每一个细节都完美无缺,不认为自己的具体政策尽善尽美,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让我们能够不断与时俱进锤炼改进我们的体制,能够在保持大的路线框架稳定的前提下,不断因应环境变化而调整具体政策。我们承受贸易战冲击峰值在前,对方承受冲击峰值在后,只要我们扛过了对方三板斧,格局会越来越相对有利于中国。

【编辑:周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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